最近，法国爆发了199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100多个城市，150万法国人涌上街头，工会疾呼：“我们要将整个法国的经济关停，我们要战斗！”大家斗志昂扬，表达对马克龙政府的不满。
原因是马克龙要改革退休制度，主要是取消铁路、航空等行业的特殊退休待遇，建立一个以工作小时来计算的统一退休制度。本来没有什么不对，虽然这些行业当年的确曾经是法国经济的龙头，做出过特殊贡献，然而它们已经享受了近200年的特殊待遇，而且早已不是龙头了，差不多是鸡尾了。
论理，早就应该与时俱进，取消这些特殊待遇了，当然这些行业的工人肯定不会这么想。其他行业的人觉得这次改革的总体结果是各行各业都要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特别是对基层民众不太有利，于是，大家就都不干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法国几乎每届政府都力图改革退休制度，但都遭到了工会的强烈抵抗，不了了之。 这次年轻气盛的马克龙似乎真的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打造21世纪法国全球竞争力”，工会就只好组织超大规模的罢工，给他点颜色看看。
目前，法国的退休年龄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公共养老金开支是最高的，对劳工的总体保护是最强的。
有管理会计学教授上课时开玩笑说，劳工成本是固定成本还是可变成本？这个不好说，要看在哪个国家。在美国可以算是可变成本，在德国就得算是固定成本，在法国基本上就是沉没成本。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劳工保护最弱的一个，有在美国工作的群友看到群里讨论中国劳动法，对有些条款表示十分惊讶，这个保护力度在美国是很难想象的。
法国就不一样了，你在法国雇佣了一个员工，你得管他一辈子，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他给你打工，而是你给他打工。
就算这样，法国工人还是不满意，一言不合就罢工，法国成了“世界罢工之国”，吓退了不少企业主、投资者。当年TCL收购了法国的汤姆逊，就是在裁减劳工问题上惹出巨大麻烦，费尽了力，伤透了心。所以普通人是不敢去碰法国公司的，没有金刚钻儿，不揽瓷器活儿。
所以法国经济竞争力江河日下，也就毫不奇怪了。它和英国不一样，英国新教徒居多，新教徒都很勤奋，工作很努力，认为任何职业都是神圣的，是“圣职”，上帝要我做这份工，一定要做好，要赚钱，要成功，要荣耀上帝；如果好吃懒做，上帝会用贫贱来惩罚我。
而法国人天主教徒居多，天主教徒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凡事都是上帝早就决定好了的，努不努力都一样，干嘛那么拼，一切托付给上帝就完了。
| 1936年罢工期间，百货公司员工在屋顶露台上打牌。
顺便讲一下中国，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一个民族，比新教国家的教民更勤奋。不过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很大。
在世界上其它地方还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除了皇帝之外，实际上其他人的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一个奴仆只要得到了皇帝的欣赏，第二天就可能成为高官，相反一个高官如果得罪了皇上，第二天就可能变成奴仆。这样就实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后来又实行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可能当皇帝。连乞丐出身的人都可以当皇帝，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所以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张宏杰的新书《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对这个问题有十分精辟的解释。中国人的勤奋、拼搏、进取精神是举世公认的，肯定比英国人、法国人强。
| 1936年的大罢工中，工人们跳起舞来，此前，工人最多每天可工作到15小时。
除了信仰的不同之外，英法还有一个区别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了王权，找到了和平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社会矛盾可以缓释，不会长期累积并一下子激化到非得兵戎相见的地步不可。光荣革命后英国就没再发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然光荣革命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没有流血牺牲。
法国则不同，英国人在搞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在改建凡尔赛宫，建成了世界上最金碧辉煌的宫殿。王权不断膨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导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秩序。
总之，相对来讲，法国人不太愿意努力工作，又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所以对他们来讲，搞罢工是家常便饭，是小菜一碟。
法国这样自废武功，不少国家很高兴，巴不得它像当年阿根廷、意大利那样迅速把自己彻底整残废。
意大利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GDP年增长率比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数字更高，也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往往一个国家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经济都有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意大利甚至一度超越了英国，成为欧洲名列前茅的主要经济体。
阿根廷在一战前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也超过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实际上，阿根廷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发达国家，这个“世界的粮仓和肉库”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踢出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之前欧洲人形容一个人很有钱会说“富得像个阿根廷人”。
后来这两个国家都落后了，危机不断，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去后过快地大幅提高工人权益，对工人的保护远远超过了当时它们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
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劳工保护扭曲了激励机制，奋斗者失去了奋斗的动力，经济不久就开始下滑，然后开始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进一步动荡，……进入恶性循环，企业破产、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失业猛增……保护工人权益的初衷适得其反。
| 1946年6月4日，总统就职游行，贝隆总统（中）。
以阿根廷为例，这个过程尤其戏剧化。1946年，贝隆将军当选阿根廷总统，这位出身社会底层的总统对无产阶级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一心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的方法是将英美两国在阿根廷的大部分资产收归国有，对企业家征收重税，闭关锁国提高关税。用这些钱大幅提高工人福利。这些杀鸡取卵的方法把富得流油的阿根廷整得奄奄一息。1955年，贝隆在一场军事政变后黯然下台。他下台也罢了，活该，可惜阿根廷从此一蹶不振。
这段历史最近又在委内瑞拉身上重演了。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果不其然。
委内瑞拉被称为“瀑布之乡”，“美女之国”，良港众多，矿藏丰富，气候适宜，尤其拥有令人垂涎的丰富石油储备。故事开始的时候社会稳定，人民丰衣足食。
然后时间来到1999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开始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国有化措施，最终将委境内全部油田收归国有，把外国资本家都赶了出去。委内瑞拉人民很高兴，终于扬眉吐气了。除了石油，还有电话、电力、水泥、钢铁、大米、咖啡、银行、超市等行业，但凡好赚钱的行业、能赚钱的企业统统国有化，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国有化。
| 1999年2月2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查韦斯佩戴绶带参加总统就任宣誓。
查韦斯为什么要国有化呢？因为国有化了他才能掌控这些企业，把钱弄出来分给民众。那么他为什么要把钱分给民众呢？因为他要兑现当时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承诺了什么呢？他承诺要给支持他的选民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
他果然做到了，自2003年起，委内瑞拉政府确实免费为穷人提供了上百万套住房，委内瑞拉人民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价格仅为成本的10%，比水都便宜。委内瑞拉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中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这些被国有化的企业因为限价、所有者缺位导致管理低效等一系列教科书般经典的原因纷纷破产。最终，堂堂“石油富国”不得不进口能源，超市里都没有商品可卖，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为了“拯救”经济，宣布推出新版货币“强势玻利瓦尔”， 1强势玻利瓦尔等于1000现行玻利瓦尔，马上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彻底崩溃了，民众本来得到的那些好处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委内瑞拉人民本来觉得活得不够滋润、精彩，选了查韦斯上台，结果现在连活都活不下去了。
| 2002年12月12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居民区的壁画上从左到右画着古巴领袖切·格瓦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并肩走在一起。
那么查韦斯为什么要这么承诺选民、最后搞垮了国家呢？因为如果他不这么慷慨许诺，他怎么能够当选成为总统呢？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委内瑞拉的政治也是十分险恶的，然而查韦斯凭着他对民众承诺的超级大红包以及他的说到做到，竟然能够四次连任。
他还提出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并允许总统期满后争取连任。第一次没有成功，紧接着第二次成功了，依据这项修宪案规定，委内瑞拉总统、州长、市长、议员等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可以无限期连任。
查韦斯不仅修改了宪法，他甚至还修改了时间。2007年，按照查韦斯的建议，委内瑞拉从9月起开始更改时区，把时间调慢半个小时。根据具体设计这项政策的委内瑞拉科技部的说法，这项措施是为了让全体国民能够更公平地享受到阳光，从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不幸的是，查韦斯无法修改阎罗王生死簿上的数字。委内瑞拉时间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因癌症去世，享年58岁。
如果在北美或者欧洲，哪位总统候选人用查韦斯这样的承诺拉选票，估计会被选民认为脑子坏掉了，应该不会得逞当选。不过在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今天倒也难说。反正热情奔放、缺乏耐心的拉美人民是特别喜欢这种提供短平快、杀鸡取卵的解决方案的竞选者的，这倒也挺符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那就是活得好像没有明天似的。
然而，不幸的是，明天还是照样来临。不过也没什么，明天来了明天再愁呗。这正演绎了唐朝诗人罗隐的这首《自遣》诗：“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这样的悲剧不断在历史上巡回演出。城市层面，近年来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底特律，半个世纪前，底特律是美国产业工人向往的就业胜地，是“美国梦”的样板。
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都在这里。鼎盛时期的底特律人口达到了185万，是美国五大城市之一。如今，废弃的工厂，空荡的摩天大楼，残破的乡村别墅，街头落魄的流浪汉，底特律沦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之一。 2013年12月3日，底特律市正式宣告破产，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
为什么曾经的“汽车之城”成为今日的“地狱之都”呢？这个过程中很多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美国汽车行业的工会太强大、太强势了。 汽车工人的高福利曾是美国汽车业的荣耀和传统，开启了美国的“汽车时代”，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强大的汽车工会也是将底特律推向地狱的罪魁祸首。
当日本、中国等国家的汽车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美国的时候，底特律的厂商多次和工会协商，试图说服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福利要求，减员增效，共克时艰。到最后资方几乎都要给工会下跪了，求求你们答应吧，不然我们的成本无法和日本、中国竞争，我们要破产了，我们不得不把工厂搬走了。不幸的是工会还是不让步，最后厂商不得不倒闭的倒闭，重组的重组，搬走的搬走。工厂都不在了，工会还能怎样维护工人利益？
| 2010年3月17日，5岁女孩Payton Williams走出Bunche小学校门。因为财政赤字，底特律172所公立学校中有四分之一以上被关闭。当地财务官员称Bunche小学将在当年6月关闭。
你可能会问，工人、工会为什么会这么傻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分饼的前提是得有饼，这样搞得连饼都没了，还分什么？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其实不是工会傻、不懂这个道理，而是陷入了囚徒困境。劳资矛盾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中两个囚徒都很聪明，面对警方给出的选择都做了理性决策。警方说，如果你俩一个坦白一个不坦白，那么坦白的那个当场释放，不坦白的那个坐20年牢；如果你俩都坦白，那么没有那么优惠了，都得坐10年牢；如果两人都不坦白，那么都坐牢两年。
怎么决策呢？两种情况，一种，如果你坦白，我有两个选择，坦白和不坦白，我坦白的话坐牢两年，不坦白的话坐牢20年，坐牢两年当然比坐牢20年好，所以我选择坦白。另一种，如果你不坦白，我有两个选择，坦白和不坦白，我坦白的话马上释放回家，不坦白的话坐牢2年。马上释放回家当然比坐2年牢好，所以我还是选择坦白。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选择坦白总是对我最有利的。
这就是所谓占优决策，即不管对方怎么决策，我这样决策肯定对我最有利。这种决策其实最好做，比出门要不要带雨伞、买不买这支股票等决策要好做得多。天可能下雨可能不下，股票可能涨可能跌，我不知道。而在囚徒困境中，我完全不需要知道你的选择，我选择坦白就是了。而你也一样。最后两个人都坦白了，都坐牢10年。两败俱伤。这个结果不是这个博弈局的最优结果。最优结果是两人都不坦白，各坐两年牢。然而这需要双方互相信任、合作。
囚徒困境演绎的就是个体的理性决策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的情况。工人这个群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导致社会做出过早过多保护工人的非理性决策，导致经济受挫，社会退步，最终工人群体的目标也未能达成，两败俱伤。
要逃脱囚徒困境是很难的，需要参与者超越个体理性，需要互相信任、互相合作。
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工人团结起来，主动提出要降工资，不增工资，从而加快经济建设，所以战后德国经济增长很快，社会恢复得很快。如果美国汽车工人有德国工人二战后重建家园时的那种理性和信任、智慧和觉悟，在行业危机来临的时候能够主动提出或者接受降工资降待遇的安排，共克时艰，那么底特律也不会变成现在的“地狱之城”，万劫不复。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法国的养老金支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几乎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在欧盟各国中仅次于意大利。如果当前法国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养老金体系的潜在赤字将于2025年达到190亿欧元，法国政府就不堪重负了。法国对劳工的长期过度保护早已严重削弱了法国的竞争力，这只曾经“一唱天下白”的高卢雄鸡已经病恹恹了很久了。
在这关键历史时刻，法国工人会不会有德国工人的那种理性和信任、智慧和觉悟，逃脱囚徒困境呢？还是他们会像拉美兄弟那样把要“打造21世纪法国全球竞争力”的马克龙拉下来，取而代之以法国版的贝隆将军、查韦斯呢？我们拭目以待。
考验法国工人阶级兄弟姐妹们的时刻到来了。
